遵義會議最大的歷史性貢獻

我們即將迎來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黨和紅軍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與此同時，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可以說，這是遵義會議在黨的建設歷史上的最大貢獻，也是遵義會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贏得最后勝利的最大貢獻。

黨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歷史貢獻認識的深化

關於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黨的三個歷史決議都已經做了結論。從這三個歷史決議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都充分肯定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但論述的內容、要點和強調的意義又各有特點，體現了黨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認識是在不斷深化的。

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是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在闡述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這個決議的要點有四：一是指出了遵義會議在紅軍長征途中最危急關頭結束“左”傾路線、挽救黨的歷史性貢獻﹔二是指出了遵義會議在當時隻能先糾正“左”傾路線在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三是指出了遵義會議對於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長征勝利和推動抗日戰爭爆發的歷史性貢獻﹔四是特別指出了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是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在闡述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個決議和第一個決議相比，有三個亮點：一是遵義會議不僅是在紅軍長征途中“最危急的關頭”召開的，而且強調“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二是遵義會議不僅“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而且強調“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三是強調遵義會議不僅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推動了抗日戰爭的爆發，而且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是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在闡述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個決議和前兩個決議相比，亮點有三個：一是不僅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且強調了三個“挽救”，即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二是不僅突出了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且“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三是不僅強調遵義會議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而且第一次提出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

由此可見，這三個歷史決議對於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的認識是在不斷提升和深化的，這種認識的提升和深化集中在對毛澤東歷史地位歷史貢獻的認識上。第一個決議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第二個決議指出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第三個決議強調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顯然，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在長征途中最危急關頭結束“左”傾路線，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根本原因，也是遵義會議最大的歷史性貢獻。

鄧小平關於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的確立及其對遵義會議意義的論述

研究黨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歷史貢獻認識的深化，必須指出，把“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為遵義會議最大的歷史性貢獻，是鄧小平提出和強調的。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談話中指出，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他明確指出：“關鍵在領導核心。”“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接著，6月16日，他同中央領導同志談話，通過對黨的歷史經驗的回顧總結，鮮明地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